年的一天，一名福建籍工人在修建徐家汇天主堂时，不慎从脚手架跌落，生命垂危。人们迅速把他送到了5医院。医院唯一的外科医生，法籍医师柏赉（Fresson）亲自为他做了手术，不仅挽救了他的生命，还使他恢复如初。康复以后，这位工人逢人便说：“我幸而不死，有名医为我开刀，还我健康。”此事一经传出，原本没有什医院名声大噪，远近病人纷至沓来，后来逐渐医院。这座一百多医院，是天主教在上海的诸多医疗事业中，实力最雄厚，医院。它与一路之隔的震旦大学医学院一起，成为教会慈善事业发展的承继、先进医学水平与近现代医学教育的代表，也是联系教会与社会的桥梁。从慈善救助到教会医疗事业治愈患者，解除人间各种疾苦，是耶稣的命令，也是教会在世的使命之一。“耶稣将祂的十二门徒叫来，授给他们制伏邪魔的权柄，可以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病症，各种疾苦”（玛：10:1）。慈善与医疗，从一开始就是和教会相关联的。最早的“医院”可以上溯到11世医院骑士团。根据提尔大主教威廉（WilliamofTyre）的记载，有一批大约11世纪来自意大利阿马尔菲的商人，抵达耶路撒冷后不久，便向当时的统治者，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申请为意大利同胞在圣城中设立据点，他们修建了教堂，医院，甚至专为女性朝医院。虽然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这时候的“医院”更像现代意义上的救济站、收容所，但医院这种形式，以及救治伤患、援助穷人的理念却得以保留并发扬。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以后，传教士也将医疗传教的传统带入了中国。由于行医可以最大范围地接近各种阶层的人群，为打开传教局面提供方便，方济会、道明会、耶稣会等多个修会都派遣了医疗传教士入华。早在年，道明会士黎玉范(JuanBautistadeMorales)在闽东福安县就开始救治当地麻风病人，而年，康熙皇帝突然发烧病危，就在御医束手无策之际，耶稣会士张诚和白晋配制了药粉，洪若翰、刘应随后献上金鸡纳霜，使康熙退烧，彻底恢复了健康。这些传教士医生不仅经常为皇族及官宦治病，也为民间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年，作为首批重返上海的耶稣会士，南格禄（ClaudGotteland）神父和他的同伴们很快意识到，慈善与医疗在传教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这体现在耶稣会对上海传教发展的规划中。根据高龙鞶《江南传教史》记载，年，南格禄神父对教会在上海的未来提出了许多期望，包括开设修院、建立学校及兴办女子教育，医院治疗病人，一所孤儿院教养弃儿。他们首先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