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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文移民租佃制与阿根廷早期民众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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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晓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讲师。

内容提要

国内学界对于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认知基本建立在现代化的维度上,认为现代化推动了民众主义的兴起。然而在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崛起的过程中,阿根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现代化转向,而现代化本身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用现代化的框架分析民众主义容易将“现代化”的概念泛化。事实上,在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些关键性节点往往会打破原有的发展路径,进而导致重大变革的出现,如年爆发的“阿尔科塔的呼声”正是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一大关键性节点。此前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牧业的生产与出口,移民与农业租佃制是保证农牧业生产的关键。但随着阿尔科塔农民运动的发生,佃农的抗争导致原有的农牧业生产出现危机,阿根廷社会进而陷入萧条与动荡中,致使执政的民族自治党遭遇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政治权威受到侵蚀的情况下,激进党利用政见主张的模糊性和民族主义策略吸引各阶层的选民,并最终在年成功上台执政。从这一角度而言,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并非现代化的产物,而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寻求权威重建的一种方式。

:阿根廷;移民;租佃制;激进党;早期民众主义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民众主义(populism)是阿根廷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从伊里戈延(HipólitoYrigoyen)领导的激进党(UniónCívicaRadical)的崛起到基什内尔夫妇的上台执政,民众主义长期影响着阿根廷的政治进程。伊里戈延及其执政时期被认为是早期民众主义的代表,尽管国内外学界对是否应将伊里戈延主义归入到民众主义的范畴之中尚存在一定争议,但无论是激进党的动员方式,还是将伊里戈延塑造成魅力权威型领袖,基本都符合拉美民众主义的特征。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此之后崛起的阿根廷经典民众主义领袖庇隆在理念和动员方式上都大量吸纳了激进党的元素。因此,对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划分也应当包含以伊里戈延为代表的早期民众主义。

就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认知而言,国内学界大多建立在现代化的视角之上,认为现代化为民众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然而,用现代化的视角来解释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忽视了两大问题。第一,在激进党崛起阶段,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现代化转向。一方面,农牧业生产依然是阿根廷的经济支柱,财富的最主要来源也依旧集中在农村,即使在激进党上台执政后,也基本延续了原有的政策方略,直到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激进党第一次执政结束后,这种状况才逐渐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并非完全是工业化的结果,在一战前阿根廷的城市工人还在不断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以获取更高额的农业性收入。很大程度上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不是因为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是在农村所能获取资源的空间变得愈发狭小;人们不得不进入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地方寻找出路,并等待下一个农业收获季的到来。因此,用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容易将“现代化”概念泛化。

第二,尽管以伊里戈延为代表的激进党人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等新兴力量的支持,打破了原有以大地主阶层为代表的保守派所垄断的政治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党的崛起、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GuillermoO’Donnell)在反驳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提出的论断“更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大可能性的政治民主”时就曾经指出,南美的政治权威主义而不是政治民主更可能是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生物,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本身并不构成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必然条件。

事实上,作为一种宏观性分析框架,现代化的视角往往会忽略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特定“关键性节点”所施加的影响。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保罗·皮尔逊(PaulPierson)就提出了政治发展会被关键性节点所打断的观点,并认为这些关键性节点将会塑造社会生活的基本轮廓。而戴蒙德(JaredDiamond)在关于国家危机的研究中也指出,比起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预期将来会出现的问题,突发性重大问题更容易激发起人们的能动性,进而激发一个国家做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因此,对于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兴起、打破民族自治党长期垄断的政治权力这一历史性变革而言,同样也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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