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的教士阶层教会选帝侯封侯主 [复制链接]

引言

在前一篇文章里，笔者已经介绍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贵族、市民、农民和下层民众的情况。今天就专门来说说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教士阶层。由于各种教派并存，以及在地位和职务上的巨大差异，教士的情况千差万别，呈现出不同教派教会的不同特点。拿天主教教士来说，就像已谈及的那样，大主教和主教来自天主教的帝国教会，他们是一个教区的教会神父，同时是一块领地上的邦君，从年到年间，他们几乎全部出身于贵族。

按照费奈的说法，虽然他们的出身都是贵族，但频繁的更换也包括在内——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上层贵族，三分之一来自帝国贵族，另外三分之一是乡村贵族。教会选帝侯与主教这个位置，对这些贵族来说，是供养没有继承机会的儿子的场所。在他们升到教会中的高位时，不必再由朝廷或贵族家庭的家长来供养了。

一个系统的获取帝国主教位置的*策，为某些家族——如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提供了不断扩大势力的机会。例如科隆选帝侯这一位置，从年到年这段时间里，以一种次子继承权的方式，一直掌握在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手中。帝国教会的主教由大教堂教士会选举出来，而当时的教士会同样是由清一色的贵族组成。教士这个位置是供养贵族们年幼儿子的重要场所。由于教会职务与世俗的统治权力或职位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世俗职位又是许多候选者梦寐以求的，所以为数不少的教会选帝侯、封侯主教和主教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都过着舒适的世俗生活。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从未接受过教士或主教的授职礼，但也确实有些人极为虔诚且忠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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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洛克时期，高级教士认为世俗生活和教会生活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科隆一位名叫克莱门斯·奥古斯特的，年时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教士职衔，他清晨去教堂做礼拜，接下来便像一名世俗诸侯那样过着优雅的生活，处理国家事务、围猎、晚上赴宴和跳舞。封侯主教由于要处理众多的世俗事务而无暇顾及教会事务，甚至都需要有副主教辅佐。副主教大多出身于市民阶层，由他们来代行主教的各种职能（主持大弥撒、坚信礼、神父授职仪式等等）。

帝国教会由贵族组成这一状况，是教皇和罗马教廷的眼中刺，他们时不时地试图限制那些违背特兰托宗教会议规定的乱设主教管区的现象。例如克莱门斯·奥古斯特身兼科隆选侯领、明斯特、帕德博恩、希尔德斯海姆和奥斯纳布吕克等五处的主教，同时还是德意志骑士团团长和骑士团的德意志团团长。然而，每位教皇最终总是屈服于天主教各王朝所施加的压力。教会选帝侯和封侯主教大多读过大学，是受过教育的、有着艺术素养的贵族，虽然常常与特兰托宗教会议所要求的理想主教并不吻合，但作为艺术和科学的赞助者却是功不可没的。就此来看，教会诸侯完全可以与有着艺术鉴赏力的世俗诸侯一比高下。

除了帝国主教以外，属于教会诸侯的大的帝国修道院和帝国教区内的职位，也是为贵族们保留的。在那些小的、属于帝国高级教士层次的帝国教区内，有配备男或女院长的贵族修道院，也有市民修道院。女子修道院，如埃森、林道或雷根斯堡的下明斯特，都是贵妇人居留的修道院。在下明斯特，只有女修道院的院长发终身守贞愿，修女们虽然可以选择在修道院过上一辈子的修行生活，但也可以毫无阻拦地离开修道院去结婚生子。男子修道院的院长，大多是来自市民或农民阶层的饱学之士。出身于农民或市民的院长，有机会升迁至带有侯爵职位的帝国修道院院长并进入帝国等级的行列。

这样的修会和修道院都完全可以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那样大的天主教邦国内的贵族修士等级相提并论。修会、修道院及修士团指的是过去的、所有形式的修士团体，如本尼狄克修会、西斯特秦泽修会、普赖蒙斯特莱修会和奥古斯丁教堂修会等，他们拥有统治其臣属的权力，通常是低级审判权。这些高级教士、无数巴洛克风格的修道院和圣地教堂的建造者，大多出身于乡村或城里的平民阶层，小部分来自农民等级和下层百姓。

除了这些分布在农村地区、有着领地统治权的修道院以外，城市中也有许多修道院，其中有托钵修会，即法兰西斯卡修会（又译方济各会）、多米尼克修会（又译多明我会）和卡普齐诺修会（又译嘉布遣会）。另外还有女子修团，如英吉利贞女会和乌苏拉女子会的学校修会。拥有中学和会所的耶稣会，直到年被禁止以前，都在天主教区域内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修道院修士的成分极为复杂，如在耶稣会里，除了出身卑微的男子外，也有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市民儿子，还有许多贵族投身其中，而后者是放弃了贵族称号的。

用巴伐利亚的一所有等级特权的修道院、人们所熟知的位于普法芬温克的施泰因加登的普赖蒙斯特莱修道院作为例子，来剖析修道院院长们的社会出身，是颇有意思的。该修道院建有并管理着一所极为漂亮的维斯圣地教堂。年到年间，担任院长的是修道院法官安东·埃拉特的儿子埃德勒·冯·埃拉茨堡。年至年，院长是农民的儿子许亚钦特·加斯纳。他的继任者，即自年至年担任院长的维斯圣地教堂的建造者马里安·迈尔，也出身于农民之家。年至年，院长是制筛匠的儿子格雷戈尔·菲舍尔。

年至年，农民的儿子弗兰齐斯库斯·韦伯担任院长。年至年，院长是修道院法官的儿子奥古斯丁·鲍尔。年到年，纽扣商的儿子吉尔贝特·米歇尔担任普赖蒙斯特莱修道院院长。由此表明，巴伐利亚的教士们，那些承载着巴洛克文化的人，承载着通过漂亮的修道院教堂和圣地教堂，带有庆典大厅或皇帝大厅、图书馆的装饰华丽的建筑，这些崇拜和教育中心表现出来的巴洛克文化的人，出身于民众的各个阶层，因而与民众有着广泛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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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级教士和无数的修会修士以外，帝国中还存在着众多的世俗教士，即神父——从城市神父到小的乡村神父，到神父助手、代理神父、主持晨祷的神父和各式各样的宗教老师。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因而与民众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奉行独身生活，所以没有形成神父的王朝势力。家族王朝是在可以结婚的新教教士那里经常出现的情况。

在当时的帝国内，只有两位新教主教，一位是吕贝克的封侯主教，居住在欧丁；如果在这个轮流坐庄的高级教区正好轮到一位新教教徒的话，另一位就是奥斯纳布吕克的封侯主教。两位封侯主教都是邦君。作为主教，他们像其天主教的同行一样，同时又是领地的宗教首领。在其他路德派地区，情况没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各邦君同时是教会首领，也就是说同时是最高的主教、是他所统治的领地上的宗教领导人，因此有着双重的职能。加尔文派信徒尽管订有含有民主成分的长老会法规，但在改革派的领地内，如在普法尔茨选侯国，邦君也仍然是宗教首领。这种结构的后果是，大部分路德派和改革派的教会虽然相互之间是团结一致的，但实际上完全彼此独立。袖珍领地邦国和帝国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新教教派的联合一直到年成立德国福音新教教会（EKD)才成为现实，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事情。

由于有着宗教首领兼任权，各邦邦君或帝国城市贵族因而同时又是宗教首领，所以新教教士有着相当于世俗官员的地位。帝国教会的治理使得皇权和教会的联系更为密切，在路德教派所在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教教士大多出身于市民阶层。大约三分之一及超过50%的牧师是牧师的儿子，以至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王朝。例如达姆施塔特的教区牧师圈里，17世纪时牧师儿子的比例超过了41%，18世纪时，甚至达到了55%。牧师儿子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教会和教士们一手促成的。牧师的儿子由于家庭背景和从父辈那里得到的经验，比其他的候选者有着更多的优势和更为有利的起步条件。在达姆施塔特的教区牧师圈子里，从年至19世纪初，51%的神学奖学金得主是教士的儿子，18世纪时甚至高达64%。牧师的妻子通常也出身于牧师家庭。此外，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城市市民阶层。

一般说来，学业的科目和学习时间决定着在教会中事业的成功与否。那些学习时间短的人，学到的东西只相当于接受过初等教育，根本没有机会在教区内获得较好的职位。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是极有意思的，那就是只有少数的新教教士——不同于天主教来自贵族和农民家庭。想一下，有那么多的学者、诗人和思想家出身于新教牧师家庭，就能判断出他们对新教所在地区的文化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对于这一点，在谈及其他方面时还会详细地叙述。

参考资料：Hersche,PeteriedeutschenDomkapitelim17.u.18.Jahrhundert.Bern,Bd.2,S.70ff.,-.Jansen,Udoieevangelisch-lutherischePfarrerschaftderSuperintendenturDarmstadtvonderLandesteilungbiszumAnfangdes19.Jahrhunderts.(Marsch.)Magisterarbeit.Mainz,S.23f.Jansen,Pfarrerschaft,S.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