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8日，星期六，傍晚时分，莫斯科市内接二连三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多处浓烟滚滚，形成巨大的烟柱。
许多有过卫国战争经历的人，一听这声音，心头涌上不祥之兆。
当晚，莫斯科地铁全线关闭，多条街道禁止通行。
社会上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声称“死伤数百”，引起市民恐慌。
媒体照例保持沉默，不见相关报道。
只有《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称莫斯科地铁是世界上最让人放心的，提醒人们不信谣不传谣。社论还声称，在克格勃的周密保护下，苏联境内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爆炸案了。
其实，事实正如传言所说的那样。
1月8日，不到一个小时之内，莫斯科遭到三次爆炸袭击。
17:33，正在“伊斯梅洛沃”站和“五一”站之间运行的一列拥挤的地铁车厢发生爆炸；
18:05，紧邻克格勃大楼的捷尔任斯基大街15号食品店发生爆炸；
18:10，十月二十五日街（现为尼古拉街）5号食品店爆炸。
一系列爆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情况最严重的是地铁车厢内的爆炸，造成7人死亡、37人重伤、人轻伤。
事后，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
勃列日涅夫指派克格勃少将瓦季姆·乌迪洛夫担任组长，统筹领导从苏联总检察院、内务部、克格勃抽调的上百名精干人员，组成专案组，代号“爆破手行动”，全力侦办案件。
六个多月内，专案组询问了现场目击证人余名，但没人能够清楚描述作案者的体貌特征，许多证人提供的情况自相矛盾。
只有克格勃特工尼古拉·马尔科夫斯基找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他察看了十月二十五日街的爆炸现场，下令把旁边的历史古文献研究所屋顶积雪全部铲下来，然后加热融化。
不少人埋怨说，“这么干也太蠢了吧”。
结果，积雪融化之后，竟找到一根闹钟指针。
经鉴定，这是埃里温钟表厂的产品。
专案组又发现，制作爆破物的电焊条很特殊，是一种带氟化钙涂层的特殊焊条，这种焊条仅限*事用途。
综合搜集到的各项物证，专案组圈出生产销售这些材料的“可疑”城市：埃里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
其中，亚美尼亚共和国首府埃里温被列为主要怀疑地区。
于是，有人提出作案者可能是亚美尼亚民族分子。
10月25日，在塔什干机场，一名克格勃官员注意到，一名妇女提着的包有点眼熟。它与专案组下发的作案者放在地铁座位下面的提包复原图高度相似。
于是，他赶快买个新包，跟这名妇女交换。
鉴定证实，它是埃里温皮革制品厂出产。
亚美尼亚民族分子的嫌疑再度上升。
年10月29日，又是一个星期六，莫斯科遭到一次未遂爆炸袭击。
罪犯进入莫斯科市“库尔斯克”火车站，购买了莫斯科-埃里温的火车票，然后将装有爆破物的提包留在候车大厅。
过了一会儿，一位旅客见提包无人看管，便打开看了一眼，赫然发现电线和计时装置，马上报警。
专案组闻讯，立即封锁现场，疏散人群。
物证鉴定人员在包内寻获关键证据：埃里温生产的带奥林匹克标志的蓝色运动外套和护耳皮帽，帽子上沾着几根黑头发。
一道命令马上下达到外高加索方向所有火车站、机场的警察：必须仔细搜查长黑色卷发、没穿外套的男子。
果然，在莫斯科开往埃里温的№55次列车的第三节车厢上，找到一名只穿蓝色运动长裤的年轻黑发男子，随身无外套、证件和旅行用品，蓝色运动长裤与蓝色外套同款。
此人叫阿科普·斯捷潘尼扬，年生，工人，与年生的画家朋友扎文·巴格达萨良同行。
两人马上被专案组拘审。
阿科普声称，在“库尔斯克”火车站的厕所，自己被两名陌生男子按倒在地，外套和提包被抢走。他随后还向值班警察报了案。
专案组另一队人马赶赴埃里温，在阿科普的住所发现与莫斯科爆炸案类似的爆破物。
阿科普的母亲指认，“库尔斯克”火车站装爆破物的包确实是她儿子的。
专案组继续深挖，认定一个叫斯捷潘·扎提克扬的人是幕后主谋。
扎提克扬，年生，已婚，有两个年幼孩子。在埃里温理工学院读书期间，秘密创建了主张亚美尼亚独立的团体。年，他和几名追随者被捕。年释放后，在埃里温机电厂担任变压器装配工。年，他申请离开苏联，但遭到拒绝。
阿科普和扎文是他的邻居，被他吸收为成员。
年1月16~20日，苏联最高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
根据克格勃头子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指示，庭审经过制作成纪录片，所以被告的部分发言得以保存。
扎提克扬当庭宣称：“我已多次声明，我不承认你们的审判，不需要任何辩护律师。我是原告，不是被告。你们无权审判我，好好记住这一点吧”。
审理结束，扎提克扬最后用亚美尼亚语高呼：“转告别人，这是我的遗言：复仇、复仇、再复仇”。
1月24日，法院宣判三名被告有罪，处以死刑。
1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驳回请求宽大处理的申请，当天执行死刑。
次日，全苏联只有《消息报》用不足百字的篇幅，简短报道审理和判决，仅提及扎提克扬的姓氏。
亚美尼亚的任何媒体都没有提及这一案件。
然而，三人被判处死刑，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结果。焦点集中在扎提克扬身上。
1月30日，苏联氢武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写信给勃列日涅夫。
他在信中说：“有充分理由相信，此案出现了司法错误或故意造假。地铁爆炸案发时，扎提克扬根本不在莫斯科，许多目击者可以证明他不在场，但侦查员对澄清这一点和其它重要案情并无兴趣。法院审理不必要地完全封闭和保密，甚至不通知家属。这种彻底违背公开原则的庭审不可能查明真相”。
萨哈罗夫院士要求暂停执行死刑、重审案件。
他打电话给外国记者和机构，告知自己写给勃列日涅夫信件的内容。
随后，几小时内，他的单位接到一百多个电话。
来电者纷纷表示，自己参加了扎提克扬的庭审，对萨哈罗夫为犯罪分子做辩护的行径深感愤慨。
《消息报》刊登谴责萨哈罗夫的文章，继而引起更多“群众来信”，包含对萨哈罗夫的人格侮辱和死亡威胁。
1月31日，萨哈罗夫被传唤到苏联副总检察长办公室，受到正式警告。萨哈罗夫拒绝签署悔过书，并宣称“我很清楚他们没有参与其中”。
到了年代，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确实有理由怀疑扎提克扬是否参与了爆炸案。
比如，案发时，许多人证实他在埃里温。
扎提克扬临刑前说：“除了让我的孩子变成孤儿，我无任何罪过”。
认识扎提克扬的人则表示，爆炸不是扎提克扬的行事风格。
一些人声称，埃里温监狱的囚犯们受到压力，被迫作证扎提克扬曾在狱中策划袭击。
年，米哈伊尔·赫勒和亚历山大·涅克里奇合著出版的一本书说，三名被告都有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苏联知名作家亚历山大·塔拉索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莫斯科爆炸四个月后，他因涉案嫌疑被捕，最终“百分之三百”自证清白——案发时住院卧床，才被释放。
因此，塔拉索夫说他“强烈怀疑扎提克扬与同案处决的两人是否真的引爆了袭击”。
年7月，逃往西方的苏联克格勃原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专案组找不到莫斯科爆炸案真凶，只好抓三个亚美尼亚人当“替罪羊”。
作家谢尔盖·格里戈良茨甚至提出，所有物证都是克格勃捏造的，该案是安德罗波夫和时任克格勃五局局长菲利普·波布科夫秘密指使“阿尔法”特种部队所为，借此打压亚美尼亚人，同时提升克格勃的地位。
根据历史学家杰伊·伯格曼的说法，“究竟是谁引起了爆炸，至今尚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