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理解了这点就能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人贵族的子弟怀念那个他们心目中的“*金时代”。
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中国正式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
当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后持续发酵的通货膨胀危机，而导致通胀的直接原因就是城镇企事业单位人员的消费基金膨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国有企业工资管制的放松，大批国企开始滥发工资：表现为超发滥发奖金、实物、随意增加补贴、套取现金、公款私存、利用劳动服务或外包作小金库等种种方式。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国企员工的住房、医疗、食物等补贴也不断攀升。导致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迅速上涨，占到总成本的15%，这一比例甚至超越了当时的日本与苏联，这也是为什么在国企子弟的回忆里那段日子的生活是如此美好。
但在另一方面，是不勘重负的中国，由于之前国有企业不需要担心亏损问题，因为财*会直接对对国有企业直接注入资金，在年当年，中国财*收入的20.2%都用于补贴国有企业，这相当于当年中国用于国防、科研、教育的开支总和。
为了应对这个困局，中国*府开始寻求经济学界的指导，这便是中国经济学史上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这场会议邀请了一批国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以短缺经济学闻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南斯拉夫*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来克·凯思克劳斯、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里罗尔·琼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米歇尔·阿尔伯特等人。
而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元老薛暮桥，其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当时参会的中方人员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如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人都会在之后担任要职。
在这场会议上，立场迥异的经济学家们却对中国做出了同样的诊断：即中国出现了过度需求，认为中国应该执行紧缩的财**策与紧缩的货币*策。其中科尔内指出由于增加工资的压力过强，如不能妥善处理会造成严重后果，托宾则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等于名义工资上涨率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距，认为中国*府应该控制名义工资的上涨。
在巴山轮会议后，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会议通过了七五计划草案，其中一项原则便是要求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这也说明中国*府听取了经济学界的意见。
在这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拨改贷”*策，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由财*的无偿支付转为向银行的有偿贷款，财*对国企的亏损补贴开始迅速下降，年降为16.5%，年为5％，年为2％，年完全停止。
但虽然财*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切断了，银行却接过了这个负担，由于地方*府直接干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国企的亏损率与银行贷款持续攀升，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之后，有12个省(区、市)为净亏损。纺织、煤炭、有色、*工、建材全行业亏损。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额达到亿元，比年上升了12倍，亏损面达38.22%，亏损率达66.01%。
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了的金融体制改革，为了强化了国有银行的独立经营主体地位，减少地方*府对银行的干预，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31个省级分行，改按大区设置分行，国有银行对困难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也切断了。财*和金融系统停止对国有企业输血，导致长期掩盖着的国有企业问题显现出来并日益激化，最终引发了广为人知的大下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