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 http://m.39.net/pf/a_4780807.html“他们，在进行一场胜算极低的斗争；但他们坚持的意义，在于告诉大家，世界上还有人能为最基本的尊严做出持续的斗争。也就是说，他们告诉我们，做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我与一位网友互动时，这位网友告知我关于他对于巴勒斯坦这70年斗争的一个基本评价。基于现实中的失衡（各项实力指数以及实际国际*治支持），巴勒斯坦在“大众记忆”中已然成为“失败国家”的典型。
面对大众记忆中被严重污名化的巴勒斯坦，我们的探讨似乎显得“徒劳”。但巴勒斯坦经历70年的奋斗，保持了自己的存在基础——虽然，在这种过程中，巴勒斯坦抗争力量自身存在很多问题，而且也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内部也并不是完全团结的。
绪论：冲突的前夜——未曾预料的仇恨
现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包括一些穆斯林地区基层群众，他们一听到“犹太人”，很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摇摇头；而听到“以色列”，更是会咬牙切齿。这种不满程度，事实上却只有70年——之前即便有过纠纷，也未曾有过此程度。在年之前，不能说穆斯林完全与犹太人没有现实中的纠纷，但至少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恶劣。
早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巴格达金融系统的掌舵人就是一个个犹太教家族；而在同一时期的安达卢西亚，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大部分地方，犹太人与穆斯林也是非常和谐地建设着托莱多、科尔多瓦以及格拉纳达；在伊朗，有的犹太教徒得以通过自己的才华，成为仅次于大维齐尔的长官。
年，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为了全面统一天主教，给穆斯林与犹太人两个选择：要么，选择改宗天主教；要么，离开安达卢西亚。如果两者都做不到，只有断头台与火刑架。只有极少数人选择改宗，绝大多数人踏上前往北非的流亡路，而还有一部分犹太人，他们聚集在加迪斯，希望能通过他们巨额财富贿赂西班牙统治者。
与穆斯林君主不一样，西班牙统治者是铁了心要“异教徒”在安达卢西亚彻底消失，因此犹太人的贿赂是流进西班牙的国库，但宗教裁判所的卫兵也没有停歇抓捕。这个时候有犹太人写信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为了展示“帝国对犹太人的照顾”，雇佣以北非柏柏尔人为主的巴巴里海盗，前往直布罗陀通过*事手段接走30~50万西班牙犹太人，把他们安置在北非与巴尔干。
19世纪末期的萨拉热窝犹太人
到了20世纪初，对于犹太人有两方面的大事件。首先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大批东欧-西欧一带的犹太人带着财富，在未经过大多数阿拉伯当地地主的完全同意下廉价购置了土地；而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不利，使得巴尔干诸国纷纷进一步确立民族独立的基础（早在19世纪20年代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巴尔干地区已经开始民族独立运动）。除了保加利亚、波斯尼亚与阿尔巴尼亚，大多数世居巴尔干余年的穆斯林被迫全部迁居土耳其。
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不像穆斯林被纳入统治阶层，所以在帝国解体后并没有收到驱逐令，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包含以族群联盟为基础的南斯拉夫王国）独立初期甚至还保持经济地位。
但到了二战开始，巴尔干国家大多数选择与法西斯国家合作，因此大批滞留在巴尔干的犹太人遭到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在希腊萨洛尼卡，原本被视为有着30万人口之众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几乎被斩尽杀绝，幸存的极少数人，大多数都是被巴尔干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搭救下来——例如阿尔巴尼亚与波斯尼亚有大批犹太人因为穆斯林的各种藏匿、贿赂，得以残存下来。
这一时期穆斯林对于犹太人的态度，以同情-搭救为主：伊朗驻法国公使萨尔达里利用自己的外交特权，使得大批中欧系犹太人暂居伊朗；法国巴黎大清真寺，穆夫提（Mufti，穆斯林教法学者）则把近万犹太人儿童聚集进去，以当时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MohanmodAmin）的名义保护这些犹太人儿童——尽管很多人知道这位穆夫提与当时的欧洲*府关系不错，包括纳粹德国。
但在这种同情态度之余，纠纷也在同时进行：犹太人毫无节制的买地行为和二战以来大批犹太人为避难而流亡，引发大批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拿撒勒、阿卡等地的阿拉伯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犹太人的不满。因此，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零星冲突，在巴勒斯坦地区也确实是发生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也有几次与欧洲国家交涉，希望能防止过多犹太人（尤其是欧洲系犹太人）涌进巴勒斯坦。这个也为之后大穆夫提遭遇各界批评、以至于晚年流亡黎巴嫩埋下祸根。
但穆斯林大众当时对于犹太人，还是以声援态度为主，甚至阿尔巴尼亚*府在完全被意大利法西斯*府控制的时候，依然给大批犹太人难民发放外交豁免权。对于以后的“深仇大恨”，可以说是始料未及。
二战结束以后，在欧美国家的默许下，更大规模的欧洲系犹太人以“避难”为借口涌进巴勒斯坦地区，而且他们把这个地方列为自己“建国”的一部分，从而引发当地阿拉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深层次的忌惮，在此之前不遗余力援助犹太人的北非国家、巴尔干穆斯林以及伊朗，也逐步被猜忌情绪所覆盖。
年，还是将*的纳赛尔与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见面
伴随着埃及与叙利亚民族主义与**府的“同步并驱”（埃及*人已经架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权力，而叙利亚层出不穷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使得一些将*有机会架空文官*府），他们借助“圣裔”阿卜杜拉一世国王（~）对于犹太人占领土地的批评，开始支持当地阿拉伯人反抗犹太人的进入。
最终矛盾的爆破，是年以色列的成立。必须承认的是，以色列的成立尽管存在不合理因素，但确实是基于联合国的承认——而且不乏穆斯林国家（例如伊朗、摩洛哥）的支持。矛盾的爆发，与以色列的建国大纲有关。以色列在建国大纲中，首要宗旨就是定都耶路撒冷——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犹太教具有圣地地位的圣城，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阿拉伯人——以穆斯林为主、有着四分之一人口比例的各教派基督徒，在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犹太人的袭击（参考耶路撒冷酒店爆炸案与代尔亚辛村大屠杀）与阿拉伯人的反击（巴勒斯坦地区的武装冲突）相结合，逐步为第一次巴以冲突奠定基础。
从未妥协：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斗争
年，在贝鲁特念书的基督徒大学生乔治·哈巴什（GeorgeHabash），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巴勒斯坦人，不能向入侵者妥协。”而在第一次巴以冲突因大国干涉而宣告失利之后，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故土，其中一位名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Arafat）的年轻人，带着背井离乡的痛苦来到黎巴嫩，在一些城市的边缘，与其他难民一起暂居下来。
虽然阿拉伯国家看似“联合起来”抗议以色列的成立，但只有叙利亚、埃及以及哈希姆王室认真参与了此次抗议，其他阿拉伯国家面对国际社会的倾向，以及对于自身*治的考量，基本上都选择漠视这一问题；而相对的，国际上几乎所有有分量的大国，为了能有效干涉中东地区的事务，有钱的出钱，有武器的提供武器，大力支持以色列——借口是“犹太人在二战中蒙受巨大损失，需要一个全新的国家保障他们。”即使事实上这些大国只有美国没有真正参与迫害犹太人，从西欧沿海到海参崴，犹太人的集中营或多或少地分布。而唯一一个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大国苏联，其用意非常明确：希望能在与西方阵营在中东争霸中找到自己的附庸，然而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于苏联存在警惕，而且之后一系列本土社会主义者针对阿拉伯国家*要的袭击（参见年以来叙利亚-黎巴嫩的工运）也造就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合作非常有限。因此虽然苏联也提供士兵与武器的援助，力量是非常失衡的。
在这种严重失衡的冲突下，全副武装、而且刚刚经历纳粹种族灭绝、求存之心极为强烈的以色列，自然打败了人数不够多、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自身缺乏团结意识的巴勒斯坦当地人——包括阿拉伯人与占少数的亚美尼亚人。
因为第一次的失败，原本巴勒斯坦人世居的社区也一步步消散，大批巴勒斯坦人沦为各地难民，或迁居黎巴嫩，或迁居约旦。当然这个时候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完全被入侵者从圣地赶出去，只是他们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巴勒斯坦人面对这种困境，把目光投入到当时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如火如荼的民族自救运动——年代初开始，伴随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因失利而宣布停战，大批发展中国家从中看到摆脱帝国主义的希望，从而纷纷发动反殖民运动，也是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
同样的记忆，同样的抗争，对于绝望边缘的巴勒斯坦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希望，但他们也因为对于这些运动的学习方式出现问题，也为自己后来遭遇黎巴嫩、约旦的压制埋下伏笔。
民族自救运动，其中就有包括对于资本主义与君主制的否定。而巴勒斯坦人聚集的两大难民点——约旦与黎巴嫩，这两点都有包含。
黎巴嫩具有相当大数量的基督徒（尤其是与西方亲近的天主教会），在19世纪末期，黎巴嫩基督徒就已经形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银行家以及大型广场；而黎巴嫩国内存在着多教派的贵族阶层。年贝鲁特与大马士革浩浩荡荡的罢工，以及针对黎巴嫩前总理利雅得·索勒赫（RiadSolh）的刺杀（因为叙利亚社会主义者安东·萨达赫在年被黎巴嫩*府处决），与这种思潮的暴力化有关。而且黎巴嫩地区的工人运动，往往带有叙利亚民族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双重标志，这也导致了后来问题进一步加剧。甚至黎巴嫩*府内部因此也出现严重的分裂：天主教*客——尤其是得益于法国托管统治的新贵，大多数支持西方，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严厉打击左翼运动；而穆斯林与东正教徒，包括少数天主教知识分子和旧贵族，则处于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巴勒斯坦人，并继续抗议黎巴嫩的亲西方*治。
至于约旦，问题更加直接，黎巴嫩虽然有庞大的贵族阶层，但至少是共和制国家，而约旦是君主制国家，最高元首是来自麦加的谢里夫，也就是“圣裔”哈希姆家族——他们家族被视为世界上最为明确的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基于这种原因，约旦对革命思潮也存在警惕，尤其是年，69岁的阿卜杜拉一世与孙子侯赛因出席黎巴嫩总理的葬礼时，老国王自己就遭到叙利亚革命者的袭击身亡——侯赛因则因为胸前的勋章躲过一劫。1年后侯赛因接替精神失常的父亲，成为新一任约旦国王，就明确自己的*治立场，对革命者采取强硬的手段压制。所以与带有共和制“乌玛”（穆斯林的一种自治社区模式）性质的穆兄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有关的，约旦最基本的立场基本上都是反对加压制。
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最早的两大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就此产生。那位名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穆斯林，成为巴解组织的带头人，支持民族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复兴；而名为乔治·哈巴什的东正教徒，他作为巴人阵的创始人，则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制度，以彻底推翻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消灭帝国主义为组织的首要任务。
但即使是两个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也未必意识到，巴勒斯坦人的抗争造成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黎巴嫩各派之间的冲突有了借口。最终黎巴嫩天主教右派自成武装，袭击了巴勒斯坦难民营，引发巴勒斯坦人与黎巴嫩左翼的愤怒，黎巴嫩内乱就此爆发。
不过也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剧烈抗争，以色列相对难以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占领行动，虽然之后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均占优势，但也没有一次能完全达到以色列的预期目标，其中年十月战争，以色列甚至不得不放弃已经于年成功占领的西奈半岛，这件事情极大鼓舞了纳赛尔主义支持者——即使纳赛尔此时已经去世。
这个时候巴勒斯坦的抗争似乎看到起色，因此各路运动的开展愈发激进，例如年绑架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以及部分立场极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试图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侯赛因国王对此事忍无可忍，下令镇压所有在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并禁止阿拉法特等人进入约旦。
但镇压效果似乎有限，反而刺激其他势力的介入。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活动得到全球激进左翼运动的支持——例如在日本“赤*”的支持下，革命运动似乎更加激进，甚至殃及部分立场温和的巴勒斯坦文化人——年，一位主张与以色列和平对话的巴勒斯坦文学家，被日本赤*成员当场枪杀于贝鲁特。
卡迈勒·琼卜拉特的演讲，背后是阿拉法特与穆萨·萨德尔
到了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在内战期间，黎巴嫩形成天主教为主的右翼与穆斯林-东正教徒-社会主义者为主的左翼阵线，巴勒斯坦人很显然选择支持左翼阵线，阿拉法特和哈巴什选择同黎巴嫩的穆萨·萨德尔（MusaSadr，黎巴嫩什叶派阿亚图拉，以支持革新闻名，年赴利比亚被卡扎菲绑架并失踪）、卡迈勒·琼卜拉特（KamalJubulatt，德鲁兹派穆斯林贵族）、侯赛因·侯赛尼（HossainHossain，黎巴嫩什叶派*治家，阿迈勒运动创始人）与乔治·哈维（GergeoAl-Hawi，黎巴嫩共产*总书记，东正教徒出身，年被以色列定点炸弹袭击身亡）形成黎巴嫩内战中反抗天主教右翼的跨教派联盟合作，压制天主教右翼武装的扩散，并取得在贝卡谷地的优势。
黎巴嫩内战局势的变化，进一步使得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在巴勒斯坦保留的土地得以幸存下来——因为叙利亚等国家的介入，一方面打破以色列与欧美大国对于黎巴嫩*治的干涉（当然，不可避免也造成黎巴嫩在部分问题上短期受制于叙利亚*府），另一方面也因为内战的逐步平稳，黎巴嫩开始清查本国的武装势力，巴勒斯坦反抗武装也逐步回到自己领土的控制区。
最终，在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国（theStateofPalestine）在除极少数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中成立，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基于联合国特殊的机制，巴勒斯坦至今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但阿拉法特等人的努力，至少在此时已有成效——巴勒斯坦，是存在的。巴勒斯坦此时控制的区域是约旦河西岸，后期收回加沙地带——但加沙地带的收回，与一个新生的反抗组织有关：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加沙自年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领，根据相关的条例，加沙属于巴勒斯坦，但以色列一直不承认此条例。虽然年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与阿拉法特的和谈中有协商加沙的问题，但在拉宾被犹太教极端主义者刺杀以后，以色列的主流声音被民粹主义占领，巴以和谈再度破灭。
而在此之前，伴随着日本赤*被中东各国整顿（约旦*府和叙利亚*府联手肃清赤*在黎巴嫩以及部分争议边境的据点，逮捕并引渡领导赤*的一些日本籍人士），以及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也顺利摆脱殖民统治，浩浩荡荡的民族自救运动也逐步落下帷幕。巴勒斯坦两大武装组织，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开始减少实质的武装反抗，以及取消与跨国左翼运动的联系——事实上这些运动本身，也随着年代的到来日趋没落。
但以色列没有停止扩大占领区的行动，基于黎巴嫩内战后期的形势（以色列与欧美国家支持的天主教武装趋于颓势），以色列加强对于占领区的控制，例如扩大定居点，以及袭击巴勒斯坦各反抗组织。部分反抗组织的高层，在海外遭到以色列特工的谋杀——以色列对此的理由是“为被袭击的公民复仇”，即使此举遭到国际社会的多次抗议。
面对民族自救运动的低潮，民众开始倾向于从宗教中寻求力量，这个时候，一个瘫痪的伊斯兰教长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出生于年的艾哈迈德·亚辛（AhmadYassin），他借助当时在中东处处遭到打击的穆兄会，提出以宗教中的平等与进取理念，对以色列的占领予以强烈的回击。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年成立，而且有着野火燃草的局势，迅速取代了另外一个坚持以武装斗争解决问题的巴勒斯坦“人阵”，成为巴勒斯坦仅次于巴解组织的大型反抗组织。
不过，哈马斯相比早期巴勒斯坦各大小反抗组织，其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斗争与袭击的对象仅限于以色列，不再涉及海外。在此之前，巴勒斯坦部分反抗行动延伸到巴以地区之外，引起负面的评价。但哈马斯的反抗行动是采取极为惨烈的武装袭击，并且坚持“在巴勒斯坦全部领土收回之前，哈马斯不可能放弃武装斗争”的原则，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从而引起争议：
美国、以色列、日本（因为赤*的缘故，使得日本非常意外地卷进中东争端）、约旦（因为国王险遭遇刺，约旦原则上反对一切巴勒斯坦地区的武装组织）、埃及（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刺杀萨达特的成员为穆兄会成员，而哈马斯是基于穆兄会的基础理念而成立的组织）等国家认定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不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仅仅承认哈马斯是反抗组织。
基于对以色列的态度，以及治理理念的差异，哈马斯也与其他巴勒斯坦反抗组织有严重的冲突对立，甚至有过零星武装冲突。
在哈马斯的强烈攻势下，以色列逐步撤出在加沙的驻守人员，加沙在年开始成为哈马斯实际控制的地区。然而，埃及与约旦均对加沙采取边境封锁状态，而以色列与哈马斯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出现多次大规模的冲突。其中，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在一系列的交火中，在年遇袭身亡。同一年，“巴解”的精神领袖阿拉法特也在内外交困中离世，时年75岁。
年，乔治·哈巴什的葬礼
对于内部交火的忧虑，以及昔日同志一一离世（阿拉法特、乔治·哈维），年至耄耋的巴勒斯坦“人阵”创始人乔治·哈巴什在约旦首都安曼于年去世，享年80岁。作为一个基督徒出身的革命者，乔治·哈巴什的离世却引起各教派巴勒斯坦人的悲痛，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参与为他送葬。
时至今日，由于耶路撒冷一直处于以色列的占领之下，而加沙地区依然处于战时状态，以及在部分核心问题上，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遭遇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巴勒斯坦依旧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但至少，巴勒斯坦已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世界上对于巴勒斯坦的认识，也没有因为这场“没有胜算”的过程而日趋淡化。
而在这个论题之中、却似乎“边缘化”的他们，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争端内外：被边缘化的群体
巴以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巴以双方均有自己的合法性（联合国决议对巴以双方的承认，尤其是具有实际约束力的第条决议）、合理性（犹太人在二战遭受惨痛的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遭遇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也均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采取具有争议性的行为（以色列收买黎巴嫩天主教武装屠杀难民，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境外的袭击）。而且，巴以双方均有看似边缘化、实际却能反映相关问题的少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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