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世界遗产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对话、美美与共的平台，也是一个不断激发创造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进步过程。
美美与共话世遗
——访谈中国世界遗产专家吕舟
图为年中国承担的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修复项目，正在修复位于须弥台上的中央主塔。
年，中国邀请各国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召开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也是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他主持了鼓浪屿申遗文本的编制，现在则承担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工作。在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吕舟曾组织了中非合作边会；在此次福州举办的第44届大会上，除继续举办“分享与保护：中非世界遗产申报筹备经验交流”边会外，他还参与和筹备了“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和“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图为吕舟在福州大会的论坛上发言，介绍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思路与实践。
图为在第二届双墙对话研讨会期间，中外专家考察金山岭长城。
虚心学习积极实践
记者：年至年，是中国第四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任期。现在来回顾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尤其是文化遗产领域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发展进程中团结、合作、贡献的重要。
吕舟：中国在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无疑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项事务、融入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的起点。年，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派专家组前来考察，对中国6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做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记者：我专门去查了当时的记录。中国在第一次申报时提交了最引以自豪的代表作。6项中的5项都符合了世界遗产价值的第（i）项标准——“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这在当今已是极难出现的盛况。应当说，这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共通的兴奋和注意力，加速了中外积极合作期的到来。
吕舟：是的。当时来华的专家组中就包括了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前任总干事B·M·费尔顿和时任该中心遗址部负责人J·尤吉莱多。尽管中国当时还不是该组织成员，但该中心已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大利*府及相关机构的奖学金项目和中国建立起联系，资助中国学者参加历史建筑保护的培训课程。许多早期参加培训的学者都为推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做了重要工作。例如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就是最早向中国介绍《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献、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引入中国的学者。
记者：随着中国项目出现在《世界遗产名录》中，越来越多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着先行经验的国家开始与中国展开合作。应该说，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向世界各国虚心学习、共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阶段。
吕舟：当时中国在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技术上都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年，意大利*府与中方合作在陕西西安建立了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国内技术力量最强的文物保护专业机构。德国*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的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出土文物的保护水平，比如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棘手的兵马俑色彩保护难题。日本通过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和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参与了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的保护工作，并通过信托基金支持了包括西安大明宫遗址、交河故城等保护项目。应当说，这些合作促进了中国的世界遗产和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
记者：随后出现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可以看做是保护理念从文物保护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在文化遗产领域视野不断开拓、融入遗产保护国际语境的标志。
吕舟：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开始组织编写《中国文物保护纲要》。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与中方合作并提供了相关支持。由于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制定的《巴拉宪章》当时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也被邀请参与《中国文物保护纲要》的合作。
年，这一项目最终在河北承德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审议，正式发布时定名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这一“准则”成为衡量中国文物保护的行业标准。“准则”在中国文物保护界的推广，使保护观念趋于一致，把中国文物保护观念与世界遗产的保护原则相融合，使中国的文物保护进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语境当中。
记者：但是并没有简单地照抄国外经验对不？
吕舟：“准则”本身是对中国文物保护实践的总结，有着基于中国实践提炼的经验和原则。在保护原则上它与《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相贯通，同时用《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现代主义文物保护理念对中国的保护原则进行了阐释。“准则”中提出的文物古迹保护程序，促使中国文物保护更加科学化。比如“准则”强调了调查、评估和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在年以后的一个时期中，规划被作为文物保护相关工作的前置程序。规划强调保护对象的价值研究和现状评估，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物界对保护对象的整体研究，也促进了对原有价值认知体系进行反思和重新构建。对保护对象的价值研究则改进了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提高了申报文件的水平。
记者：这种国际合作成果，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遗产保护进程吗？
吕舟：年，丽江和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次申报“活态”化的遗产项目。尽管从年起中国就开始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但在城镇类保护中仍侧重于其物质形态和风貌，在协调当代生活与物质形态保护方面一直存在矛盾。丽江和平遥的世界遗产保护过程，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保护这样的历史城镇所承载的整体文化。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在丽江召开了第五届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管理年会。有来自20个国家的近位代表参加。4个世界遗产城市和4个非世界遗产的历史城市交流了保护管理工作的经验。会议分别讨论了遗产城市争取各种财*资源、发展能够支持遗产保护的经济、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参与遗产保护的能力、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参与遗产保护并分享利益等内容。会议最后将这4个财*、经济、培训和能力建设及合作的模式，并称为“丽江模式”，随后在遗产城市保护管理中进行推广。
“丽江模式”涉及了利益相关者的问题，提出了遗产保护利益分享的问题，这些在当时中国文物保护领域都是新观念。丽江在保护管理过程中践行了“丽江模式”并对过程中的成果和问题进行了总结。今天丽江的保护管理中仍然可以看到“丽江模式”的影响。
自觉自立平等回馈
记者：年，在江苏苏州召开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引发了中国对世界遗产的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