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3/11/7 20:14:00
摘要：海德格尔与神学思想的渊源不仅限于早期神学学习经历，还贯穿其整个哲学志业和身份认同。早期基督教原初生命体验作为主要思想来源，触发并贯穿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之思，甚至较其思想中的古希腊传统来源更为源本。海德格尔思想的神学向度及其神学解构不仅激发了基督教—犹太神学传统内部的正面反馈和各类批评，也在现象学内部开显了新路径，为列维纳斯和马里翁等从现象学重建神人关系奠定了基础。关键词：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神学；现象学；神人关系；海德格尔的神学路径及其与神学的关系，在学界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年，美国就举办了“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对象性的言与思问题”研讨会，海德格尔为此专门写了若干有提示的书信。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的早已就不应该是海德格尔与神学“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神学的背景，海德格尔实质性的思想展开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既然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来源于基督教，并且反过来又对宗教与神学有非常深的影响，以至于基督教中有了不同的思想和神学体系来与海德格尔贯通，神学内部还出现了对他进行的各个角度的批评与反思，那么，我们作为无神论或异教徒的研究者如何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对海德格尔主要思路及其来源，国内学界最广泛的认同是古希腊哲学。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解释，对早期古希腊哲学三个代表人物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重新解释，构成其思想的主要源泉，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然而，如果海德格尔没有基督教神学的经历、背景和路径，以及由基督教原初生命体验而触发的哲学突破，他对古希腊的重新展示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另外，传统神学内部对海德格尔的神学建构有诸多反馈和回应，这些反馈是无的放矢吗？他们的互动在何种意义上能开启我们反思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由来的路径？当列维纳斯和马里翁顺着这条路径在现象学内部重建神人关系的时候，回头寻索海德格尔思想在广义神学意义上的渊源，重新定位其开辟的道路就显得格外必要。一、作为基督教神学家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汉斯·约纳斯就提过：“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有些东西乃是世俗化的基督教，这一点从其开端，即《存在与时间》开始就已十分明显……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思想对存在的关系，不就犹如神学之于上帝的关系么？”实际上，若从其思想的源初性来看，海德格尔完全可以作为理解宗教、理解基督教的引领者。年月日，海德格尔正式宣布脱离公教体系，在给克里勃斯的通信中他写道：“作为哲学家而生活是艰难的——以内在真诚面对自己和面对你应该是他们老师的那些人，这要求牺牲、放弃和奋斗，这对学术工匠永远是陌生的。我相信对哲学具有内在使命，并通过在研究和教学中实现此使命，为了并仅仅为了人内在的永恒规定，而奉献一己之所能，并以此在上帝面前理证我的存在与作为。”尽管海德格尔后来在其诸多作品中具有表演性，但这封信应该说还是其本人志愿的真诚表达。而在年月写给勒维特的信中，海德格尔更加直接：“我不是哲学家……属于我的这种实际性是——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我是‘基督教神学家’(christlicherTheologe)。其中包括特定的、彻底的自我担心[Selbstbekümmerung(Sorge的前任词——引者注)]，特定的、彻底的科学性。”当然，这里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基督教的理性特征和基督教的科学特征。萨弗兰斯基认为，对海德格尔来说，“信仰的权威同严密逻辑的客观性是同一个东西……通过严格的信仰和逻辑的训练，对存在终极追问的完满回答和不断追求完满答案的要求才能实现”。作为一个神学家，这丝毫不会影响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讨论，反而使之更加严格。深究起来，神学当然也是一种思想，同样包含思想的严肃性和严格性，是对信仰的自我理解及其澄明。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神学本身其实就源于基督教信仰与世俗智慧的遭遇。到中世纪，只有逻各斯(Logos)思考中最核心的部分才能被拿来做神学的讨论，用来界定上帝的存在的意义，用来阐明信仰体验的先验之维。甚至现代科学的严格性也是从神学传统中孕育出现的。因此，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的现象学并不排斥基督教。在海德格尔转到新教的时候，胡塞尔的反应是：“我作为自由的基督徒(miralsfreiemChristen)(如果按照此词而可以将一种宗教渴望的理想目标念兹在兹，并将之了解为自己的一种永无止境的任务的人，如此自称的话)和作为‘没有教条的新教徒’(undogmatischenProtestanten)对此只能感到欣慰。”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神学和宗教性因素的进入，而在于如何理解科学的严格性，以及这种科学从何种角度切入宗教和信仰问题。胡塞尔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但他与海德格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胡塞尔的严格建立在笛卡尔的自明观念的基础上，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严格，恰恰就是在基督教的意义上体现出来。“正在萌生的难题和方法论就是对宗教意识的现象学考察。”这现象学是一种严格的科学思考方式。这一点如果获得共识或者成为研究背景，可能会使我们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以及思想史的发展和脉络都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比如，中世纪或宗教信仰并非科学或理性的塌陷，科学或理性与宗教非但不矛盾，反而有可能成为共同体。海德格尔的思考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二者综合的典范性尝试。二、雅典抑或耶路撒冷对海德格尔主要思路及其来源历来有争议。相关溯源工作清理出大致两条传统根源，一是国内学界广泛认同的古希腊哲学渊源，认为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解释，对早期古希腊哲学三个代表人物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重新解释，构成其思想的主要源泉；二是基督教渊源，一方面包含圣经的传统和原初宗教体验，另一方面是那些特定的基督教神学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苏亚雷斯、埃克哈特、路德、施莱尔马赫、克尔凯郭尔等所指引的方向和打开的境遇。这两大思想渊源谁是更根本的呢？我们认为，恰恰是在特定的基督教传统中，海德格尔赢得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哲学视野和哲学突破，并运用这一突破发现、解构、再诠释亚里士多德、尼采以及前苏格拉底哲学。这一点，稍稍回顾海德格尔作品的时间线索并不难发现，而这也为许多早期海德格尔专家所确认，难的是在复杂的海德格尔思想路径中予以厘定与清理。“元基督教的生命经验问题”是海德格尔早期最基本的经验和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占据核心位置的诸多概念，譬如存在、世界、忧心、畏惧，在基督教思想中都有其深厚背景，甚至贯穿整个文本思路的时间性，亦可以说“基督教的宗教性活在时间性本身”(lebtdieZeitlichkeitalssolche)。海德格尔把基督教思想与生命经验作为动力源，让古希腊经验得以源初地生发。对此，Pggeler的观点十分明确：“促使海德格尔’往回追问到存在和真理的“本质”之铸造(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为代表——引者注)背后’的‘决定性推动’‘首先来自于基督教神学’，从而‘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即‘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从这个角度来看，相较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和对古希腊的思考，基督教是一个更初始、更本源的推力。海德格尔说：“心灵太过狭小，以至于无法占有自身。心灵在自身中无法把捉的那些东西究竟身在何处呢？”而且恰恰由于这种无法重合，才可能出现忧心(curare，Bekümmertsein)，于是人类有两个方向可选：要么背离超越自己的东西，要么转向超越自己的东西。海德格尔采取了消极的立场(背离)。有人评论，这也“预示了他后来与基督教的决裂”。这个评价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海德格尔的目的只是“出于对其内心自由的忧虑，将神学生从神学中解脱出来”。这是他从开始要做的事，即一种自我解放和自我提升，但也是他完成自己的皈依过程，并且实际上是他内心进展和思路进展的一个表现。对此，诸多海德格尔学者有很多阐明，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上帝的影子，是以存在取代上帝；时间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与上帝的基本关系来确定的：时间性中的恩典时刻、当下的本真性得以绽开的原点，更多来自与上帝的关系等。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存在与时间》中“本真性”概念的重要性实际上要远超后来启发了存在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关于“非本真状态”的分析和利用，但是如果离开了基督教背景，对本真性的解释基本会是缘木求鱼。因为本真性从根本上是人与上帝关系的重新确立，信仰即再生，海德格尔把神学的对象限制在信仰的实存性发生上，反过来，这恰恰成为本真性的规定。唯有从存在的真理出发才能思神圣者的本质，唯有从神圣者出发才能思神性和上帝的本质——海德格尔的思路进展到后来发展出四方域的问题，神性作为四方的一维呈现出来，直接关涉神性维度。海德格尔的“神性”(Gottheit)概念来自艾克哈特，特指其深渊性。但海德格尔认为艾克哈特丢失了源初的切近(ursprünglicheNahnis)，而如果两个含义结合，则神性就会“指向‘天—地—神—人’的四合”，甚至直接就是存在的恩惠(Seinsgeschick)。对于海德格尔后期的一个核心问题“何谓思”，在海德格尔学者中也存在这样的解读，被认为是关于上帝的提问：存在之思即感恩，被认为是虔诚意识的语言表述。不过在海德格尔这一阶段的思考中，“诸神”乃至“无神”都有比较复杂的含义：“诸神”是指Grund与Abgrund之间的不确定性，是一种Gttern(神动)；Heiligkeit(神圣性)是神之所以为神的原因；自然作为Ereignis是解蔽—遮蔽的游戏，神圣者是其本质，超越诸神；甚至dasgottloseDenken也比让人无法祷告献祭的自因的“存在—神—逻辑学”更切近神性等。对此，也有诸多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赘述。三、海德格尔思想与神学内部的互动海德格尔不但自身是作为神学家式的哲学家存在，他对神学与哲学的思考、对神学内部系统的冲击也是显见的。这种冲击首先来自如何谈论神性，以及如何经验到神性，而海德格尔对此的集中表述是他在年3月在图宾根对新教神学家做的“现象学与神学”演讲。基督教信仰一方面是据有启示的过程(Offenbarungsaneignung)本身，另一方面这一过程的“参与”“分有”构成了基督教的事件。换言之，据有和参与本身表明基督教信仰即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把实际此在的基督性规定为一种特殊的天命(Geschicklicheit)。“信仰乃是在通过十字架上受难者启示出来的，即发生着的历史中以信仰方式领悟着的生存(Existieren)。”进而，神学就是信仰科学。其科学性在于其系统性、实践性以及是历史学的，而这三者统一性的原始基础又在于其对信仰状态本身的一种概念上的透明性的特殊要求。神学的自明性也是一种特殊的自明性。神学本身原初地由信仰来论证，尽管形式上它的陈述和证明过程源自自由的理性行为。这里神学自身要求通过纯粹合理性的方式、概念的方式去把捉本质上不可把握的东西(信仰—生存)。这种以恰当的方式揭示不可把握性本身恰恰将区分着的哲学(存在论现象学)与神学再次联系起来。在海德格尔看来，以信仰为标识是基督性的根本构成因素，信仰即重生。信仰是不可理性把握和论证的。但从生存论—存在论看来，不可把握的信仰生存中也一并包含着被克服的前基督教的此在。这一存在论状态上被重生扬弃的内容恰恰包含存在论规定它们的前基督教的内容。这一内容是可以纯粹在理性上加以把握的。海德格尔在年冬季讲座“宗教现象学导论”(《全集》第卷)中提出“形式指引”(formaleAnzeige)方法。这里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指引，一种是返回到不可把握的信仰生存中的原初指引，另一种是被形式化地剥离到存在论的形式指引。对存在论概念的形式指引，其功能不是系住(Bindung)，而是相反，它释放和指导着对神学概念的特殊的合乎信仰本源之揭示。海德格尔甚至以这样一种方式界定哲学，进而也界定哲学神学的关系：“哲学乃是对神学基本概念的存在状态上的，而且是前基督教的内涵所作的形式指示的存在论调校。但哲学只能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能实际地充当这种调校。”这种前后貌似冲突的表述反映了信仰与哲学死敌关系背后神学和哲学可能的共性。这种共性为其哲学的神学化，也为神学的哲学化开辟了新的空间。当我们放大视野，把布尔特曼神学中的“现代世界观”与海德格尔的“前基督教内涵”对应，将不可把握的信仰与神话对应，就会发现，这种形式指引的哲学恰恰与布尔特曼生存论神学中的“解神话化”共契。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常常被理解为“去神话”，布尔特曼试图用一种现代世界观恢复圣经“神话”概念后面隐含的更深的超验意义或先验意义，他把这看作新约圣保罗和约翰阐释圣经的本来方式。如同从形式指引而出，再返回原初指引。在这一解释学方式下，神学既可以不取消神话而仅仅保留伦理教训与情感(康德—施莱尔马赫路径)，更可以深入信仰福音内核的内在意义，指引出上帝作用的方式和对神性的经验本身。这种对神性的经验本身不会被解除其客观实在性，被简化为纯粹主观的心理体验。他认为，如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