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活动和思想的活动并不都是单向的。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有了新的机会,这让西方人来到了地中海东部的城市,也就是当时多数人称之为黎凡特的沿海大城市,比如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士麦那、贝鲁特和亚历山大里亚。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但有些人在那里扎下了根,比如来自北欧国家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们在这些城市生活了下来,一直到20世纪。这个人员迁徙过程与说希腊语的商人去欧洲贸易中心的过程,大致是并行对称的,只不过来奥斯曼帝国的西方人的数量可能要少很多。但是,在下面这一点上,这种并行对称被打破了。
说希腊语的人除了到欧洲做贸易,还在西方的文化中心学习。这些人回来后撰写的著作内容全是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很少涉及他们去了哪里以及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但是,往另一个方向的交流则不是这个情况。不断有旅行者离开家乡,探索基督教欧洲边界以外的世界。旅行回来后,他们很多人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极其详细地描述了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英国和法国关于希腊以及黎凡特的游记文学构成了各自18世纪文学的亚类,有些作品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游记作者的影响甚至比旅行者还大,那是因为他们虽然从来没有旅行的经历,但是写出了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希腊”的故事。
关于这些游记,最令人奇怪的一点是,这些旅行者在他们游历的国度里几乎没有遇到具有同样教育背景的精英。事后看来,这是最令人伤感的事之一。其实原因很简单,在17世纪末和整个18世纪,这些人到东方旅行的目的并不是去结识与他们一样的人并进行思想交流。因为交流思想可以在家里进行。他们的目的,正如17世纪的一篇论文题目所写的,是“追寻古典希腊”。
最受人尊敬、最经常被人提及的旅行者之一,是约瑟夫·皮顿·德图内福尔。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委派,他在-年率领一个小探险队,考察了今希腊、土耳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这次考察的记述,以两大卷的形式在年发表,第二年被翻译成英语。德图内福尔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他本人是植物学家,不是古文物研究者,他的任务是官方委派的,是科学考察,但即便如此,他在对此次考察的简介里,也包括了“古代与现代地理的比较”的内容。其他旅行者详细描述了古代纪念碑的建筑样式,记录了古代的石刻并试图验证和辨识古代文献记载的地方。
后来在考古学建立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是17世纪70年代来自法国的雅各布·斯庞和来自英国的乔治·维勒爵士以及18世纪50年代的盎格鲁—苏格兰组合詹姆斯·斯图亚特和尼古拉斯·瑞威特。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那些西方的书斋旅行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雅典的古代遗迹上来,使之成为希腊首都受人瞩目的焦点。依据今天的标准,不太被人注意的一点是,那些西方旅行者返回时带着当地的古代艺术瑰宝,而且有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将整个古代建筑或其被雕刻、被装饰的部分运回来。这里仅举几个最为知名的例子,比如,年在大英博物馆展览的精美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塑,本是帕特农神庙里的雕塑;还有巴黎卢浮宫里的“米洛斯的维纳斯”等。在18世纪以及之前的古代艺术鉴赏家眼中,这种习惯是理所当然的。
我并不是说,旅行者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