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以来长期困扰伊拉克的民族与社会问题，库尔德问题曾长期制约该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影响其未来局势走向。随着库尔德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跨界政治与国际格局的变动，库尔德问题亦具备动态性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库尔德问题的发展阶段作出如下分期：第一阶段（~年）为库尔德问题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年）为冷战背景下的激烈斗争阶段；第三阶段（~年）则迎来了后冷战时期库尔德民族跨界斗争的高潮。具体至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其分期可定为：库尔德问题的形成阶段（~年），爆发阶段（~），变化阶段（~）及稳定阶段（至今）。
一、历史根源
库尔德人将其在中东世代繁衍的地域称为“库尔德斯坦”（“斯坦”在波斯语中意为“地方”），“库尔德斯坦”即为库尔德人之地。然而，作为具有实体意义的行政区划，该地名却从未出现于历代的中东地图。通常学者将东起伊朗巴赫塔兰，南至伊拉克基尔库克，西抵土耳其幼发拉底河上游，北达亚美尼亚埃里温的广袤区域视为“库尔德斯坦”。至十七世纪初，除东部地区隶属波斯萨法维王朝外，大部分“库尔德斯坦”地区为奥斯曼帝国所辖。
彼时，奥斯曼帝国东部边境虽林立着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库尔德“埃米尔公国”，但各公国间却无人为的疆域阻隔，仍可视其为统一的文化地理单元。19世纪以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式微与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扩，缘起于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滥觞中东，刺激着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库尔德问题由此缘起。20世纪初，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裹挟着库尔德人卷入了国际体系的剧烈震荡。一战后，英法帝国主义加速了其中东殖民战略，推动了库尔德问题的初步形成。加之战后中东诸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展，一国中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限制与排斥日趋激烈，库尔德问题正式形成。
二、库尔德问题的形成
1.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缘起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缘起于现代伊拉克王国的建立。与现代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相似，伊拉克并非是自古有之的“历史国家”，而是一战后由托管方英国据其殖民利益“现场拼凑”而成的拼盘国家。因而自伊拉克建立之初，其国家建构就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宗派矛盾与民族矛盾。尽管统治者费萨尔一世于就职演讲中已强调“对于真正的伊拉克爱国者，‘穆斯林’、‘基督徒’，又或是‘犹太人’、‘库尔德人’等宗教、民族标签是毫无意义的”，但随着新王国的进一步整合，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占据主导的“伊拉克民族主义”逐渐抬头，以致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社会形态及文化意识逐渐成为了政治牺牲的对象，引起了当时库尔德人的普遍不满。伊拉克库尔德问题至此缘起。
2.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起义
早在年至年间，来自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库尔德教长马哈茂德·巴尔赞吉（MahmudBarzanji）先后以摆脱英国控制、建立库尔德王国、抵制“英伊条约”为由，陆续发动三次武装起义，但都遭英国及受其控制的伊拉克当局的镇压。自年起，巴尔扎尼部落逐渐成为了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最强音。年，该部落正式向伊拉克政府提出诉求，意欲在伊北部建立一个库尔德属性的省份，但该诉求无疾而终。当英国于年结束其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时，北方各库尔德部落纷纷发动起义，巴尔扎尼部也于年发动武装起义。尽管该起义在短短几个月内便被中央政府镇压，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却因之威名远播，成为其一生功业的起点。二战后期，伊政府借助英国力量取得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于年起义失败后远遁伊朗。
三、爆发阶段
1.内战冲突期
年，伊拉克“七月革命”爆发，时任“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卡塞姆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基础，赢得境内广大库尔德民众的支持，不仅从苏联迎回了穆斯塔法·巴尔扎尼，更承诺给予库尔德人以区域自治权。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巴尔扎尼当选库尔德民主党（即KDP）党魁并使该党获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到年初，卡塞姆政权所谓的“自治承诺”毫无兑现之迹，中央政权更是屡屡煽动库尔德各部间的矛盾，以至随后的两年间库尔德各部冲突频现。年初，击败清政府部落的KDP与中央政权间的矛盾加剧，巴尔扎尼开始公开驱逐派至库尔德地区的中央官员并于同年6月向卡塞姆政权发出望其改弦易辙的最后通牒。中央政府对此通牒未作出任何有效回应。同年9月10日，一伙库尔德武装伏击了正在行军途中的政府军，双方随即正式交火。由于卡塞姆政权对军方的不信任导致了政府军作战行动迟缓，双方僵持局面的形成更是激怒了军方中的鹰派势力。
然而新上台的复兴党政权随即陷入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加之对库尔德人作战的消耗，该政党执政未满一年既已失势：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于同年11月发动政变驱逐复兴党人，出任伊拉克总统。新上任的阿里夫总统亦无法摆脱对KDP围而不破的僵局，只得在年2月宣布停火。年，新政府上台伊始再次发起了对KDP的围剿。然而面对年5月“翰德林山”（Handrin）战役中政府军的惨败，意识到获胜不易的拉赫曼·阿里夫宣布“12点和平计划”以期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
无奈复兴党于年第二次成功夺权，拉赫曼·阿里夫总统的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施。与前几届政府一样，第二次执政的复兴党政权在上台伊始便展开了对北部库尔德人的军事征讨，但由于外部势力的干涉（如伊朗对库尔德武装的暗中支持，苏联则施压望复兴党能与KDP议和），加之彼时复兴党自身面临的严峻形势，至年双方既已停火。年3月11日，伊拉克复兴党与以巴尔扎尼为首的库尔德各派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即“3·11宣言”。尽管该宣言的签订绝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库尔德问题，但较之其他地区，伊拉克库尔德人率先享有了法定自治权，其自治区的创立亦有了明确的法理依据，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在此展开了新篇章。
2.过渡转型期
“年库尔德战争”后，随着阿拉伯化政策在库尔德地区的实施，及年9月两伊战争的爆发，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库尔德民族运动中的传统部落及宗教领袖因素迅速减弱。年战争胜利后，复兴党当局积极鼓励南部阿拉伯人迁移至库尔德地区（尤其是基尔库尔地区），同时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用以水利、基建、教育及卫生等领域的恢复发展。年6月，当局通过组建农业合作社以深化库尔德地区的土地改革。
阿拉伯移民与战后重建加速了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生活于城市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开始代替传统部落领主及宗教领袖，成为日后库尔德民族运动新的“发声桶”；土地改革使得库尔德农民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与传统地主及宗教领袖间的经济依附程度亦不断减弱。第二，KDP势力大减，面临分裂之虞的同时已无法胜任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唯一领导地位。年战后，复兴党当局为彻底消灭KDP残余势力，不惜坚壁清野，以致在~年间，约余库尔德村庄惨遭焚毁，20余万库尔德平民被驱逐他境。巴尔扎尼之子马苏德·巴尔扎尼亦在KDP九大上强调，本党以至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
3.库尔德问题爆发期
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于90年代呈现出新的变化：该时间段内，库尔德问题开始表现为内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与激烈的政党冲突。年8月2日，复兴党当局悍然入侵科威特，随即便遭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于年1月17日率领多国部队发起“沙漠风暴行动”，打响海湾战争，迫使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同年3月，伊拉克库尔德人趁当局处于战后恢复期，发动反政府起义，大肆攻击库尔德地区的政府机关，迅速占领自治区大量领土。
3月下旬，复兴党当局发起反攻，重夺基尔库尔地区，重创库尔德武装2万余人，致使多万库尔德难民涌向土伊边境，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4月5日，联合国设立禁飞区。禁飞区的设立使得当局基本失去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为挽回颓势，复兴党当局于年8月邀请KDP及PUK的领导人共赴巴格达，以“3·11宣言”为蓝本重启和谈。起初和谈进展顺利，尔后双方却在基尔库克归属，自治区防务，海关管理及对外关系等敏感问题上陷入僵局。
同年10月，和谈再次破裂，当局立即对库尔德地区实行经济封锁，断其粮食、石油供应，加之伊拉克此时正遭受联合国制裁，库尔德地区因之面临双重制裁，民众恐慌加剧，再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此外，为填补复兴党当局撤离后的政治真空，库尔德人于年5月19日举办议会选举，组建了KDP与PUK平分秋色的联合自治政府。但即使于自治政府成立后，KDP与PUK间仍旧矛盾叠出，前者以埃尔比勒为中心，后者则以苏莱曼尼亚为据点，形成一北一南，拥有各自行政机关、军队及安全机构的对峙局面。年初，随着联合政府的垮台，双方随即爆发大规模冲突，至同年5月初，双方激战已致0多人死亡。此后至年“华盛顿协议”签署前，因KDP与PUK两党间的权力斗争，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陷入严酷的内战之中。
四、结语
伊拉克库尔德政党于伊拉克国家框架内诉求自治的同时，不放弃对民族独立的追求。在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漫长历程中，库尔德人若悍然独立，则于国际法法理不容，也无内外政治环境予以支援；若选择武装独立，则因自身实力相对较弱，无付诸实践而获胜的可能。然而，与叙土两国不同，伊拉克各届政权均未以单一民族观构建其国，此政治现实无疑给予了伊拉克库尔德人落实其自治权的可能。加之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半自治”统治模式早已深入人心，诉求伊拉克国家框架内的自治逐渐成为后世库尔德政党的主要政治目标：KDP于年成立之初将创建独立或联邦制的“库尔德斯坦”视为最高奋斗目标，但不久便将该最高目标改为追求自治（Autonomy）。
PUK成立至今，虽几易党章，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自治”的政治总目标却始终得到保留。但自60年代以来的库尔德民族运动中，KDP及其他主要政党面对族际冲突时常将“民族自决、库尔德斯坦独立”视为叫板中央政府的最后一棵稻草。尤其近十几年来，历经“安法尔运动”、“哈莱卜杰村惨案”的库尔德军民于灰烬中重生，不断落实自治乃至坐享联邦。苦难回忆加之自身渐强的实力，后萨达姆时代库尔德政党与民众的离心趋势愈发明显，独立诉求时隐时现，成为了影响当代伊拉克主权完整与地缘政治稳定的“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