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徐國琦《邊緣人偶記》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生下來，即屬於邊緣人。鄉下孩子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當然處於邊緣的位置。現在還是邊緣人。我出國時，中國人比較貧窮，但大家都差不多。現在中國好像富起來了，我回國時沒有許多國人身上所有的那種大富大貴的氣派，照舊邊緣。老朋友趙梅曾告訴我說，國人稱我這類人為「四氣人」：出手小氣，穿著土氣，辦事傻氣，說話洋氣。出國多年，中文還是安徽鄉音未改，還是不會中文打字。雖長期用英文寫作和教書，但畢竟是中途出家，說起英文永遠不會字正腔圓。
在國外討生活，對人文學科出身的中國學者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從一開始就必須重起爐灶，從頭再來。不像理工科同胞可以利用自己在國內的訓練和基礎。第二，在英文世界謀生，對人文學者的語言要求比較高，對理工科的人來說挑戰可能相對會小一些，語言對他們也不是特別重要。
但對人文學科，特別是歷史學者，我們是費力不討好的。但既然走了這條路就得義無反顧，沒有別的辦法，唯有多寫多練。我很幸運地長期跟在一流學者身邊，逐漸熟悉他們科學的思維方法和做歷史研究的訓練。我寫英文文章的標準是詞要達意，不追求語言辭藻的華麗，但一定要說清楚。久而久之，養成一種習慣，不敢說已過關了，但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說起語言，我一直有種極強的邊緣感和自卑感。20世紀80年代在上海時，經常受上海人欺負，就是因為我不會說上海話。
到美國後，因為三個孩子都在美國長大，為美國人，讓我成為美國人的爸。黃西先生是美國有名的脫口秀華人藝人。他在白宮一個膾炙人口的段子說，他的兒子抱怨為什麼自己的美國同學可以不學中文，而他卻被逼學雙語。黃西一抖包袱：「兒子，你作為美國人可以成為美國總統，我要你學好中文的目的就是你將來成為美國總統時，白天用英文同國會議員打交道，晚上用中文同美國的債主談判。」由於我的中文不標準，在美國如果失業，連教中文的資格都沒有，絕不敢誤人子弟。我甚至很少跟自己的孩子說中文，不為別的，就是怕把自己孩子的中文帶到溝裡。我用英文寫作時，最怕的是漢語拼音。專著出版後，如果別人說哪句英文有問題，我不見得買賬，但如果有人說某處漢語拼音有誤，我可能根本不反抗，立即繳械投降。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大會用中文打字。唉！莫提起，提起涕淚滿衣襟！
如前文所述，不是我選擇做歷史學者，而是歷史選擇了我。有時想，如果我當初成為數學家，在美國謀生可能要容易得多，至少在語言上、文化上要輕鬆些。在國外教歷史、寫歷史，常常為用英文為洋人寫及講解他們能欣賞能懂得的東西叫苦不迭，費力不少。
黃仁宇先生在美國的懷才不遇，相當大程度上是他的歷史方法和觀點不能為西方學者理解和欣賞。「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我在用英文寫書的過程中最吃力的不是觀點、資料，而是語言。
我自年底來美以後，一路走來，看上去似乎一帆風順，但自知常懷不安之心。古人雲：「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我輩在邊緣從事人文事業，教書育人，實在是以己之短，擊人之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情偶然也會有，但是概率是很少的。在美國時，總是感覺江山畢竟是別人的，文字也非母語。雖自認不比金髮碧眼們差，但付出比他們要多得多。有時悄悄想，與其寄人籬下，不如歸去，不時冒出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和「田園將蕪胡不歸」的想法。但回國又害怕面臨類似劉姥姥二進大觀園那樣的折磨，所謂近鄉情怯是也。故一直進退兩難，一直為五斗米不斷折腰。
在跌跌撞撞中一路走來，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太太及孩子的支持可謂關鍵。（20世紀90年代在寫哈佛博士論文時，因進展不快，我曾跟入江昭教授開玩笑說，能否把三個孩子當作博士論文中的三章交給哈佛。）如果還有任何其他所謂成功的心得的話，那就是一直堅持自我，堅持自我價值，抱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心態，尤其是對中國，特別是對文化中國抱有無限的敬意和關懷。自思雖然英文不是我輩強項，但我們有我們的長處，那就是深層的文化意識及對不同文化的獨特理解。
邊緣人的感覺有時來源於某種莫名其妙的被排斥感。堂堂胡適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旅居時，也是寄人籬下的。憑胡適的學問，在美國找一份教職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吧，但胡適充其量只當了普林斯頓大學一個小小的中文圖書館館長。胡適跟朋友說他不想搶美國學者的飯碗，實際上是美國人不願讓他搶飯碗。胡適尚且如此，平庸如我者當然只好認命了。無論我們學問多好，知識多淵博，今天的美國一流大學極少雇用像我們這種中國內地背景的邊緣人，難怪很少有來自中國內地的歷史學者在這些常春藤學校任教了。
他們不願雇聘的原因大概是嫉妒者有之，不信任者有之。不過我們也不能完全怪洋人們，連中國人本身對自己的同胞也不是完全信任，也是覺得外來和尚好念經。梁啓超多年前就抱怨過，他的觀點比古德諾更高明，但因為自己眼睛不藍，鼻子不高，不被國人當回事。呼風喚雨的梁啓超都有這種感受，何況我輩了。多年來我親眼看見和親身經歷的類似情形可謂不勝枚舉。或許這樣的吐槽可能會讓部分讀者感到不舒服。古人告訴我們：「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但我說的這些應該是事實吧。
我輩生於亂世，謀生海外。當國人追求物質文明及享受中國的崛起時（年後），我們卻平靜地在波瀾不驚的美國討生活、求新知。與國內同行相比，我們雖不免偶有只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於諸侯」的消沈，但在不少國人享受歌舞昇平，追求榮華富貴，名利雙收時，我們這些在國門之外的人因為離喧囂較遠，似乎更容易有「手揮琵琶，目送歸鴻」的瀟灑及「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氣概及平和心態。唯有如此心態，加上西方成熟的學術評價機制，可能才會更懂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重要。並常以下面的話自勉：「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作為知識分子，祖籍安徽的余英時先生所謂之「知識人」，顧名思義，必須是邊緣人，甚至是流亡者。邊緣人必須獨立於體制之外，不囿於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才可能有多重視角，多重立場。我對我的鄉賢余英時先生的學術人生極其佩服。他極力避免使用「知識分子」一詞，而大聲疾呼「知識人」，就是要盡量恢復與之對稱的英文中「intellectual」中的「人」的尊嚴。他的這一想法實在是深得我心，但我對他悲嘆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卻不敢苟同。我個人認為，知識分子也好，知識人也罷，首先必須要盡量成為邊緣人。畢竟在英語世界里，真正的「intellectual」是要「thinkotherwise」，即要主動處於邊緣，也即陳寅恪先生所標榜的要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這方面有很多例子。哈佛大學知名國際問題專家赫夫曼的個人定位就是邊緣人。他出生在維也納，母親是奧地利人，父親為美國人，成長於法國，工作在美國，但卻是法國人的思維和舉止，也就是說，他既是美國人，又是法國人，自稱不折不扣的邊緣人。與他的哈佛同事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不同，赫夫曼不願從*，因為不願犧牲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思想。所以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個法國人和哈佛公民（「IamFrench，andacitizenofHarvard」）。著名學者薩義德在其《知識分子論》一書中對作為邊緣人的知識人也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從他本人作為一個流亡者，作為知識精英的邊緣人的心路歷程角度出發，薩義德大聲疾呼，知識分子要屬於邊緣人、流亡者、局外人、對權勢敢說真話的人，要自甘寂寞。唯如此，才能有不同視角，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他認為真正的流亡者，一旦離開自己所熟悉的家園，都會成為另一個社會的公民，願意自我流亡。敢於流亡的知識人意味著無畏，代表進步和進取，表示與故步自封決裂。
除西方外，在中國我們也有對知識人寄予高度希望和寄託的標桿。知識人應屬於範仲淹所倡導的「以天下為己任」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應屬於顧炎武所號召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隊伍之列。當然，知識人固然要入世，但更重要的是出世。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去世而寫的悼詞中指出：「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難道這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應該是所有學者的追尋目標嗎？難道真正的知識人不是理應屬於邊緣者之列嗎？
小時候對被斥為邊緣人感到無奈，年輕時對被貶為邊緣人感到憤怒，現在我對自己主動當邊緣人感到十分平靜，甚至有些慶幸和驕傲。回首前塵，檢點從邊緣到邊緣的點點滴滴，雖百感交集，但還是有些欣慰的。
TheBookOfSongsLAWSEN千年詩歌六笙點滴??更對花前??再四相勸??落葉哀蟬??白玉凝脂??赫赫赤赤??彭籛??採詩官??六笙?尊顏老酒?吉士誘??愛類七??六笙??隔花戲??少頃??泊別??初識??朱闌??常峙節??花子虛??大甌兒??六笙釀??凝噎處??令鐘??紅綻??脈息??粉墻??南陔??白華??崇丘??由庚??由儀??洪範九疇?「卅二個??33類商標」是承載漢字的液體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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