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所要服务的目的依赖于它何时、何地能被看到。14和15世纪的宗教艺术品通常是为了非常精确的地点、事件和观众而被创作出来的，许多最重要的艺术品是在仓库中度过了它的大部分时间。像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送给帕多瓦圣方济各圣安东尼奥大教堂的礼袍这种精心制作的纺织品和刺绣法衣，只有在专门为这位教皇的遗赠举办的弥撒上才能见到。
本书中所例举的圣物盒，例如威尼斯红衣主教贝萨里翁保存耶稣十字架碎片的圣盒，或者博洛尼亚盛有圣多明我头颅的圣盒，也只有在宗教节日这样特别的时刻才会被拿出来。佛罗伦萨圣弥额尔教堂中贝尔纳多·达迪（BernardoDaddi，/—年后）的《圣母子》这些能够创造奇迹的图像，平常都被隐藏在帷幕和铁栅栏后面，只有在举行像唱赞美歌这样的特别仪式时才会被揭开。为了理解意义是如何被传递的，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艺术品被观看的特殊位置和周围环境。
对于15世纪的观众来说，意大利许多最著名的图像是看不到的，例如安杰利科的湿壁画，或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最后几年拿破仑·波拿巴征服了意大利大部分国土之后才有所改观。拿破仑是反教权主义的，他最为持久的遗赠之一，同时也是革命的世俗主义的产物，便是对亚平宁半岛上的修道院的压制，以及接踵而来的对这些修道院大部分财物所进行的出售或转让。修道院最终变成了*营、监狱，或者国家博物馆和档案馆。尽管许多修道院现在已经被还原为教堂，但上述以及后来的一些转变，依然给理解这些建筑及其内部作品的原始用途造成了特别的困难。建筑物里面的作品是专门为这些自我封闭的宗教团体而创作的。
修道士属于最早的男性基督教团体，他们聚集在一起，过着一种脱离于传统教堂森严等级的宗教生活。他们过着普通的生活，受特殊戒律和一种谨慎等级的管理。这些群体还包括天主教的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s）、西多会（Cistercians）、卡马尔多利特会（Camaldolites）、瓦洛布罗萨恩会（Vallombrosan）和本笃会（Benedictines），他们只期望简单地生存，并将全部身心致力于祈祷和沉思。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只有隐修会才能超越，比如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士和圣哲罗姆隐修会的成员，他们曾试图重现早期基督教神父的生活，这些神父曾经一度生活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沙漠之中。
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大量的财物以及世俗会友、见习修道士和佣人们的协助来支撑。这些修道会之间的差异也在建筑上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天主教的加尔都西会修道士认为要在隐秘的小空间中保持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些修道士坚持他们的人数应该保持在一个很少的范围内，任何一个修道院最多只能有12名专门的修道士（模仿基督的十二使徒）。
由安布罗乔·达·福萨诺（AmbrogiodaFossano，即贝尔戈尼奥涅［Bergognone］，活跃于—年）创作的《基督背负十字架》，是专门为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修道院院长会客室而设计的，在这里，加尔都西会的禁欲修道士能够与来自外界的亲戚朋友们见面。它可能是在提醒所有在场的人，远离尘世的修道士不要沉浸在日复一日的世俗事务之中，而是要像基督一再强调的格言所说的那样，“拿上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正如这些修道士实际所做的那样，他们需要单独的房间和一个复杂精致的支持体系。要维持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修道院，需要特别昂贵的费用，因此，这类修道院会广泛接受来自欧洲统治者等富人们的捐赠。
《背负十字架的基督与加尔都西会修道士》，板上蛋彩，约—年，为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修道院院长会客室而绘制。
尽管强调独处，但像大多数修道士一样，加尔都西修道士同样遵从一些宗教仪式的规则，仪式的重点在于服从修道院院长，进行一次已安排好的公共祈祷。例如，按照本笃会的规则，依教规而定，在献身于圣母的整个七个小时的礼拜仪式中，所有的修士（和修女）都有责任进行唱诵，他们清晨很早就起床赞颂圣母玛利亚，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为止。这些宗教仪式的要求、代表捐赠者而进行的祈祷和弥撒，以及个人的虔诚，共同支配了传统的修道院，这些都吸引了出于虔诚之心的遗赠，遗赠则要求被谨慎细致地管理，并带来了世俗的责任。
然而，他们的财富吸引了教皇制度的加入，有丰厚捐赠收入的修道院经常会被派给一位并不常驻的红衣主教，于是这些修道士们便日渐缺少管理，其体力和脑力劳动得到的回报也少得可怜。15世纪时，对传统修道院体制的虔诚经常会受到质疑。年，安布罗乔·特拉维尔萨里（—）这位修道士兼著名希腊学者访问了托斯卡纳的一些卡马尔多利特会修道院。他发现他的兄弟们正在享受着奢华的亚麻内衣，安布罗乔·特拉维尔萨里宣称：“在财富和自我放纵方面，与非教会教士相比，我相信我们的修道士是赢家。”
当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对在圣巴兹尔规则（theruleofStBsail）指导下的南意大利正教修道院进行调查时，他也同样非常失望。一位修道院院长解释说他不能够抛弃自己的情人，“因为对她为其所生的孩子的爱，此外，他的医生建议，性是一种对胆结石很有益的治疗”。
托钵修士和兄弟会的起源，正是出自于早期对僧侣和牧师行为的不满。同强调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修道院相反，建立或适应于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早期的圣方济各会（theFranciscans，以“行乞辅修”之名著称）、多明我会（theDominicans，以“布道者兄弟会”闻名）、加尔默罗会（theCarmelite）和圣奥古斯丁会（theAugustinians）成为西欧一些逐渐成长起来的城市团体。这些修会是由圣多明我（StsDominic，年去世）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FrancisofAssisi，年去世）这样具有神授超凡能力之人所创建的，并得到了教皇的批准，虽然有时教皇要经过相当程度的犹豫之后才会批准。他们以托钵（也就是行乞）闻名，因为他们被禁止拥有及管理财产，而是要追随基督十二使徒的先例，去旅行、乞讨，依赖广阔的世俗社会的施舍。
正是这种对世俗财富的敌意和献身于布道和皈依的公共生活，使得他们被认为有别于传统修道院中的修士。所有的行乞修士都要发誓甘于贫穷，保持独身并服从戒律。他们并不被要求充当神父，尽管在一些特定的许可之下，他们也能够履行倾听忏悔并提供宽恕这样的职责。圣方济各修会明确阻止其成员获取圣职，因为神父需要书籍等类似财产用于礼拜仪式，这就亵渎了他们要完全像使徒般贫穷的观念。然而讽刺的是，从他们在13世纪最早出现开始，这些行乞修士便迅速侵入到教区神父赖以为生的各个领域，如主持葬礼、倾听忏悔，以及接受慈善的捐赠。对于一般的世俗之人来说，一个非常流行的做法是，为了按照一位修士或修女的习惯被埋葬，或者为了获得埋葬的权利而赞助部分修道院。
例如，在佛罗伦萨，圣玛利亚·诺维拉教堂的礼拜堂既充当了商人博纳米科·迪·拉波·圭达洛蒂（BuonamicodiLapoGuidaloti）的坟墓，又是多明我会修道士的会议室；而帕齐（Pazzi）家族则为了同样目的使用了圣方济各会的圣克罗切教堂礼拜堂。到了14世纪，这些修道士们达成了一种妥协，行乞修士会将所接受的全部遗赠按照一定百分比，返还给那些期望从这些葬礼中得利的教区神父。然而这些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会的收入依然非常丰厚，使得他们能够建起一些意大利最大的教堂与修道院的复合式建筑。